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变革和经济发展加快转型，地缘政治与文化冲突频发，不确定性风险、多样化危机明显激增且多元叠加，迫切需要各国联合起来采取有效行动应对共同面临的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任务愈发紧迫，而教育数字化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首先，教育数字化发展有利于强化人类共存意识和共同体思维，引领价值观念转变。其次，教育数字化推动教育国际化高质量发展，推动国际教育深度合作，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促进国际理解。最后，教育数字化有利于推动形成“数字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健康发展新秩序。

高等教育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同休共戚。高等教育为科技进步提供了智力支持与人才支撑，科技进步为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变革提供了有利环境与强大动力。高等教育在与科技革命的深度互动中实现转型，形成新的功能结构、运行模式和组织形态。实践表明，只有顺应时代发展趋势，高等教育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首先，教育数字化有效推动教育资源的普惠共享，推动教育的均衡发展和公平公正。其次，教育数字化促进教育供给侧改革和人才培养过程优化，提高教育质量和吸引力。最后，教育数字化推动建设形成高等教育新生态，推动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技术的持续创新及其与教育活动日益紧密的联结赋予教育发展多样化的趋向与特征，诸如“信息化”“数字化”等皆是如此。以教育数字化为例，这里的“化”可以理解为以数字技术使教育发生变化，主要指向教育系统中物和人两个层面的数字化过程。前者指教育基础设施和环境的数字化改造升级，后者涉及教育活动中人的数字意识、思维、素养和能力的转变提升。但是，类似“教育数字化”之后还冠以“转型”的情况却极为少见。特别是在教育领域充斥着通过全方位、系统化的数字化转型颠覆传统教育、推动教育系统性革命等话语时，我们不禁要问数字技术真的能够且有必要全方位应用于教育领域吗？究竟是通过数字化赋能教育，还是要教育向数字化转型？这显然是关乎教育数字化的根本性、方向性问题。

教育数字化从根本上是以特定的技术设备为依托来推动教育体系与生态变革。数字技术说到底不过是挖掘与开发教育资源、创新教育教学模式的手段和工具，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化”到“转型”这一步。教育数字化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转型，而在于通过数字思维、技术等赋能教育，推动其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教育数字化必须坚持以赋能教育为基本指向与旨归，促进教育目标、内容、模式等多维度、深层次变革，让更优质、更公平、更多元的教育惠及更多受众，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从当前的实践看，正是对数字技术的狂热追逐和过度依赖，使其将教育数字化的重心聚焦于“转型”，呈现出技术中心主义的倾向和为数字化而数字化、为转型而转型等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教育，尤为突出地表现为“重硬件，轻内容”“重技术、轻学生”，以及重视技术装备的即时性作用而忽视其长期效应，等等。

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被诸多技术主义者视为具备史无前例的颠覆性作用。在其极力推崇下，诸如智慧作业系统、智能批改技术、书写文字识别等愈发广泛地被运用于教育实践中，“智慧课堂”“未来教室”等接踵而至，期望据此实现教育教学智慧化。但从实践来看，即便应用了数字技术，但仍然是填鸭式教学的滑稽现象并不少见，并且，此类所谓“智慧教育”还无形中进一步强化了应试教育。

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也要求技术受众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基础条件与学习能力等，否则将会被新技术系统所淘汰，成为数字时代的数字难民，这也加剧了大众对技术应用的焦虑。同时，区域间经济、教育发展水平和数字素养等依然有较大差距，获取数字资源、资源开发与应用能力等存在明显差异，同样制约着数字化的发展。

技术是人的精神意志的集中反映，不仅将其所期望的结果内化到技术中，也通过技术达成其期望的结果。同时，技术还规约着人的行为，使得技术使用者需以其规定的方式来调整自身的行为方式。因此，数字化不仅是物化的技术装备，还是一种治理术以及一套重塑思维观念、操控生活和支配情感的机制，随着其广泛应用而重塑个体的认知方式与生活方式，使人类越发难以脱离技术的裹挟。人对技术的依赖性越强，技术对人的控制也越强。

我们主张赋能指向的教育数字化，是把数字化作为扩充教育资源、提升教育效率、促进教育创新的重要途径或手段。但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并不仅仅是技术创新的问题，它还涉及物质层面的资源建设、战略层面的系统规划和实践层面的整合创新。

（一）要素视角：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二）效率视角：推动数字资源综合利用，以数字化优势推动教育教学深度变革

（三）创新视角：建构适宜数字生态，助推教育体系系统优化